[校友风采] 张涛甫校友：实事与求是：值得一往情深的学术人生

○ 张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知道您是文学出身转入新闻传播学界，这种身份的转换在过去是很普遍的，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优势，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估计在这个过程中辛酸苦辣甜都有，您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请为青年学人分享一下治学的心路历程和经验？

● 非常荣幸接受您的访谈。《学术月刊》在中国学术界地位崇高，是人文社科学者敬重的学术平台，接受贵刊专访，受宠若惊，也深感忐忑。作为贵刊的读者和作者，经常在大刊上读到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受益良多。

我原先的专业背景是文学专业，硕士和博士阶段研读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后阶段转向新闻传播学。其实，我在硕士和博士学位学习阶段攻读的虽是文学，但对报刊均有浓厚的兴趣，我在研习中国现代文学时有一个别样的视角，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现代报刊媒介的托举和支撑，也就是说，离开现代报刊，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就无从谈起。媒介给了我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看到了文学之外的风景。我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张恨水，是从张恨水的文人与报人角色入手的，我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中国现代报纸副刊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这些研究都是从报刊媒介视角介入的。所以，我转向新闻传播学，似乎并非突发奇想，误打误撞，这背后既有业师的提点引导，也有我学术好奇心的驱动。

进入新闻传播学界发现，站在门外所见的风景跟进入门内的境况大有不同。此前观察媒介多是从历史的角度打量的，看到的只是一个角度和角落。进入新闻传播学界，其主流研究旨趣在现实和功利方面，是入世的学科，其研究强调经验世界的在场感。我进入新闻传播学界是在21世纪初，这个时期正值中国全面接入世界的关键时期，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及其世界对于中国的影响释放出天量级活力和生机，引发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变化，其中，传媒领域的变化尤为深广，这个时期互联网已深刻影响中国，不过，尚未改变中国传媒的结构和走向，传统媒体的活力和影响力仍在延续。现实世界的巨变以及传媒实践的涌动生机，给新闻传播学界带来巨大的刺激，万象更新，乱花迷眼，经验世界的日新月异以及整个世界的深刻巨变，给我们带来空前的晕眩感和强刺激。作为一名新闻传播学者，如何把握近在咫尺的巨变现实？

面对整体性的社会变化，面对“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生动呈现，不同职业和学科背景的观察者、研究者会有不同的反应。新闻传播学科更多是从现实性和传播交往的视角介入的。直面被疾速打开的无边世界和激流涌动的现实，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理论和方法工具箱的装备不足问题。压力之下，我们慌不择路地寻求外援，别求新声，学习国外的理论和方法，饥不择食地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新闻传播学科外的学者纷纷涌入，新闻传播学队伍迅速扩容。多元学科资源的涌入，给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带来了新的生机，成就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兴盛。有幸在这个时期进入新闻传播学界，我深切体验到学科成长的欣喜和烦恼。与那些所谓成熟的学科比较起来，新闻传播学科的优势在“新”：始终保持拔节成长的状态，对未知和未来保持激情和好奇，对变化保持敏感，为新知留有成长的空间。当然，其不足也是明显的：积淀和深耕不足。在这过程中，我从一个文学研习者慢慢习得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门径，与新闻传播学科共同成长，是我学术人生的莫大幸运。

○ 张老师，告诉您一个消息，本刊刚评出的2023年度十大学术热点，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学术热点有两条入选，是不是说明现在的新闻传播已经是显学。对于这一消息，不知道张老师怎么看，我也想知道新闻传播学界反应会是怎么样的？

● 贵刊推出的2023年度十大学术热点，我也看到了，其中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学术热点有两条入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闻传播正成为显学。拜新闻传播技术革命所赐，新闻传播被推至世界的前台，传播已然成为世界的本质性特征和人类元行为。当前社会已深度媒介化，技术媒介日益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并使这些领域发生巨变，社会世界的所有元素都与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在深度媒介化社会，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连接力。通过数字技术、大数据、算法，不同的媒介之间以及个体和群体构成互联互通的传播网络，在这种传播环境中，社会系统中的微观和宏观力量均被媒介赋能，形成联结的社会网络。随着网络拓展蔓延，网络越来越多地涌现出非中心化的、分散的、弥散化的、多元差异的微观权力。个体行动者在深度媒介化的过程中，获得较大的信息传播自主权，由此形成的网络社会一直处于运动、流动与变化之中，是一个充满无限活性和能动性的“行动者网络”。

在深度媒介化社会，新闻传播活动已突破媒体机构和职业新闻实践的边界，它与社会系统其他领域融合渗透，问题域边界业已模糊，传统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和知识逻辑的解释力大幅下降，甚至遭遇失效。传统的新闻理论大多与“组织化传播”“大众传媒中心论”相联系。在对复杂变量做到动态把握的基础上，建构面向未来新闻传播业态问题域的知识体系，或将在新闻传播学科领域引发一场新的知识范式革命。这种新知识范式革命将在技术与新闻传播、新闻传播学科自身、个体与传播等层面引发更多新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推进新闻传播学与包括计算机科学在内的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展开跨学科互动与合作，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理论、新方法，对于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意义不凡。

○ 与前些年不同，现在的研究很规范，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看似形式完备，却成了洋八股。在这些研究文章里见不到新思想，遑论文章的文采，堆的是数据，用的是别人的概念和模型。见多了这种的平庸，倒是很怀念过去的一些片面深刻的文章，往往使人醍醐灌顶。请问张老师，这方面对后学有什么建议？

● 如今，新闻传播学的文章越来越循规蹈矩了，越来越难以激起阅读冲动了，充斥大量的规范性研究。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结论，整个文章读下来，似乎一个模子复刻下来的，多是“精致的平庸”，少有思想性的洞见。亦如知名传播学者李金铨先生所言：“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围墙，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究其原因，盖与新闻传播学科的“社科化”范式转向有关。

科学研究存在这样一种假设：认为存在一个等待科学认知的对象世界，而真理或本质就隐藏在其背后，需要研究者利用一定的方法将其揭开。这种观念是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真理观”一脉相承的，认为感官可直接感知的事物仅仅是现象而已，真理在现象之后起决定作用，是现象之本质。波普尔认为，存在一个实在的外部世界，因而通过对假说的构想和严格的检验，科学使人类逐渐获得关于实在世界的日益准确的知识。科学致力于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把握，而这种把握是通过实证进行的。社会科学沿着科学实证主义的路径，试图排除“主体性”干扰，把社会科学研究“客体化”，唯其如此，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正道。这种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路径，其实是把社会问题客观化和绝对化了。这种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传统，需要反思检视。

其实，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对“人”的理解。“理解”并非人文学科的一种独特特征，而是人类生存于世的基本方式。传统的诠释学理论假定，一个主体意欲“理解”其所研究的客体，须具有开放的心灵，尽可能地没有偏见、没有成见地研究客体。这种将主体价值“清零”的科学主义预设是不真实的。伽达默尔认为，成见或偏见恰恰使得理解成为可能。偏见与其说是知识的障碍，不如说是知识的条件，因为它们构成了我们与我们的历史传统关系的基本框架。“理解”并非忘掉我们自己的意义视域。“理解”从来都不是朝着一个给定的客体的重要行为，而是朝着它的效应史，即其影响的历史。换句话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的东西的存在。把社会科学研究“客体”化，意欲挤出“主体性”的干扰，进而把社会科学研究逼近经验主义的胡同里。其实，这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误解。真正好的研究文章应该是富有人文关怀和思想洞见的，而不是干巴和拧巴的八股文和高头讲章，应该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 近年，新闻传播学及其相关的领域涌现了不少时髦的概念和研究，比如后真相概念和元宇宙研究，热闹之后往往一地鸡毛。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学界的趋新和浮躁，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学者耐不住寂寞和缺乏独立思考。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不好的研究，其实任何理论也难以经历百年的考核，您是怎么处理这类问题的，心中好的研究标准是什么样的？

● 确如您所言，新闻传播学及其相关学科领域，出现了忙于“短线”追新的虚浮之气。这些年来，社会“加速”带来的学术“内卷”愈演愈烈，形成巨大的负反馈，将学人和学科裹挟进去，难以自拔。社会学家米尔斯对他当时所在的学术界有这样的不满：“现在，许多学术上的狂热不到一两年，在尚未冷静下来之前，就为新的狂热所代替，这种热情或许可以给文化活动增添一些佐料，但却没留什么学术发展的痕迹”。这种现象，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同样存在。

什么是好的研究？对此，可能不同的学科和学人的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学科基础尚不稳固、学术范式尚在探索的新闻传播学科而言，难以有权威的判定。维特根斯坦说过，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需要召唤宏大理论的回归。新闻传播实践变革太快，影响深广，在天量级的新闻传播实践面前，现有的理论支点已经支撑不起。一些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分析逻辑远远透支，不能系统、有力地解释实践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结果是，我们多在理论上“打补丁”，未能建构一个相对强固、完整的理论“岛链”，以回应来自实践的挑战。学术研究不应是一地鸡毛式的经验堆积，满足于表象化的理论装潢，而应该超越实践的表层现实，在理论上进行提炼和萃取。

在我看来，好的研究天花板是马克思。熊彼特曾对马克思的研究作出这样评价：他的论证处处都建立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他对于那个时代的几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只要是具有一般意义或全面视野的，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他不仅借助巨幅历史画卷，而且还借助很多具体细节，来生动地说明他的社会构想，其中大多数细节的可靠性，非但不低于、反而要高于当时其他社会学家的标准。对于他采信的这些事实，他一眼就穿透了其表面的毫无规律，直抵历史事物的宏大逻辑。他努力阐述这一逻辑，即所谓的“经济史观”，其结果无疑是迄今为止社会学研究领域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

○ 我们这代人大概从懂事起就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算是赶上黄金时代。同样我们也经历了大众传媒的黄金时代。从20世纪末开始的互联网技术革命，再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等一系列新兴媒介技术的兴起，也许未来还有各种新技术滚滚而来。我想知道新技术革命对新闻传播学的冲击是机遇大于挑战，还是疲于奔命，该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回应？

● 当下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则更为深广。中国社会转型正面遭遇新传播革命。新闻传播学身处新传播革命腹地，第一时间迎接这场旷世传播巨变，可谓生逢其时。生逢巨变的时代，伟大千载难逢的传播时代，这是我们这代学人的幸运。

时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到了“关键时刻”。在这时刻，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在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方面，需要做“加法”。在新闻传播实践领域，面对问题的井喷和传播系统的非线性扩张，以及认知不确定性的集聚、关联变量的激增，新媒体技术的快速迭代刺激了知识的激增和信息的无序扩张，知识界对于未知领域的探求任务愈加繁重。面对不断延展的未知领域，我们必须做增量，尤其是需要这硬知识上做“加法”。在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存在甚多“灵感式”的“临场发挥”。中国当下新闻传播学研究，需要调动这些能动性知识，发掘每个场域背后的“小逻辑”，建构我们自己的“主体性知识”和逻辑自洽的理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做“减法”，挤水分。面对大量的“散装”知识，一方面要去“库存”，去“低端知识产能”，提升知识浓度和硬度，同时需要强化知识的“语法”提炼。当从知识生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变知识“弱连接”为“强连接”，提炼新闻传播知识语法，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

○ 面对着媒介新技术的冲击，传统媒体尤其是大众媒体纷纷式微。现在大众媒体好像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走向了媒介融合。这是传统媒体的归宿吗？请问新闻传播学界对业界的转型变革是如何看待的，针对业界遇到的各种问题，业界的问题也是学界的课题，不碰不可能，新闻传播学界是如何面对的？该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 近年来，媒体融合成为传媒业界、新闻传播学界以及传媒管理层高度关切的问题，甚至成为中国最高决策层特别重视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中国传媒业从未遭遇过近十年来的挑战，虽然说这挑战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但其影响所累积的结构性压力近十年来尤巨。这种结构性压力所带来的反应是全社会的：既有来自传媒系统的反应，也有传媒系统之外的反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这些反应从其特质而言，既有主动的反应，也有被动的反应。比如，从媒体系统内部而言，传统媒体对于挑战的反应多以被动应战为主，而新媒体则以主动迎战居多。这场史上空前的挑战是由一场深广的新传播技术革命引爆的。

这场新传播技术革命对于中国的影响迅疾而又深广，其影响的特殊性在于：其一，与此前的历次媒介技术变革不同的是：以互联网媒介技术为代表的传播技术的活性和影响烈度远远超过此前历次媒介技术。新传播技术革命是一场“元传播”技术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其影响引致全社会系统的结构调整和系统重组。其二，对于中国而言，这场新传播技术革命从外部打破了社会系统内部的结构稳态和系统平衡，突出表现在打破了社会权力结构与传播权力结构之间的平衡。此前，中国传媒结构内嵌于政治权力系统，政治系统与传媒体系之间形成稳定的闭环。通过政治与媒体这种稳态的制度化勾连，执政党将意识形态通过媒体路径，传布到中国社会系统中去，进而巩固政治认同，促成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新传播技术革命在政治与传媒所构筑的闭环之外，释放巨大的破茧力量，在广袤的社会层面释放天量级的社会活力，并利用市场化机制，迅速集结成数量或体量庞大的新媒介组织，这对传统媒体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构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媒体融合即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中国视野的。

媒体融合就实质而言是：面对新传播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系统影响，原先的媒体系统如何应对来自外部性的新媒体系统挑战并进行自身变革，通过再媒介化，实现新的系统重构。在中国语境下，由于原先的媒体政治逻辑特殊性，即媒体逻辑倚重于政治逻辑，所以应对新传播技术引发的传播格局巨变，需要既有的传媒系统破圈、出圈，兼容、接纳系统之外的新传播力量，进行中国传播格局的调适和系统整合，调适失序的传播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融合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和传媒业务问题，而是传媒政治问题，关乎执政党基于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合法性、社会认同重塑等问题，关乎执政党如何在新传播格局中重建传播领导权和话语权问题。中国语境下的媒体融合问题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外来的理论资源难以有效予以解释，对此，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理论努力是积极的，也是有效的，所作的理论解释是自洽的，自主性的。

○ 笼统而言，学术界把新闻传播学称为新兴学科，新闻传播界素来也以新兴学科自居，新的一方面就是浅，所以有学者认为那个新闻传播学学理不深，不足以充当大任。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我觉得是大有可为，因为我们都面临和国际学界一样的新问题，几乎同步。那么我们可以在知识创新方面先行一步，在建构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知识体系方面做一个领头羊，而不是像其他学科那样以中国的经验来注解西方的理论。

● 新闻传播学科对新问题、新现象以及新知识、新方法是敏感的，擅长以新释新，以变应变，积极应对新闻传播实践一线的新变化、新问题，这是保持新闻传播学科生机活力的动力所在。我与您有同感，这说明新闻传播学大有可为，新问题、新变化刺激知识创新和理论更新。

如今，中国传播系统的内涵、结构、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能够跟进新闻传播实践的深刻变革，有力回应来自实践一线的挑战，回应时代之问。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从新闻传播学研究来看，如今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面临空前的挑战，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供给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理论创新的质量上——凭借现有的理论供给，无法回应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挑战。理论研究对生生不息的新闻传播实践缺乏有力的回应，尤其是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还缺乏正面、有力的回应。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必须回应时代的呼唤，从大的理论逻辑层面着眼，重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我们的理论不能满足于在微观层面修修补补，应以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建构开启理论大格局。

○ 一种新的技术革命，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制度、伦理、文化等方面的反应。同样，新的媒介技术革命也会引发新闻传播事业制度、伦理、文化等方面的变革，这个变革同时也是一个新闻传播业新陈代谢的过程。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业界的各种问题不断的涌现。对新闻传播学者来说，可谓生逢其时啊，这自然不能错过大好机遇。与热闹的研究不同的是新闻从业者不断萎缩，学生的就业前景大受影响，如何克服这些新闻教育不得不面临的矛盾，后续如何培养人才，怎么教学生发现真问题，学习真本领。我们新闻教育方面是否准备好了？请张老师在这方面详述之。

● 前面说到，新传播技术革命给新闻传播学界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与此同时，挑战也是等量级的。新闻传播学科有一个推卸不掉的责任，就是为新闻传播业界培养人才。前段时间，新闻传播学界被一个网红弄得灰头土脸，新闻传播专业被舆论炒成“天坑”专业，舆论流波所及，新闻传播专业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机。这场舆论事件催促新闻传播学界的集体反思。其实，新闻传播学界对于专业危机的认识一直没有缺席，甚至说，从新闻学问世之日起，对于新闻学专业存在合法性的忧思就如影随形延续至今；后来传播学加持，固然加固了新闻学的专业基础，拓展了新闻学的知识权力边界，但这种专业话语权基础还是松软的。庆幸的是，新闻传播学就是在这种弱平衡中走钢丝，一路走到今天。

为什么新闻传播专业危机于今尤甚？究其根本，源自一场史无前例的传播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引发人类社会传播逻辑的系统重置。所有社会行业和专业在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面前，皆应作出系统变革，而新闻传播专业无疑处于在这场强震的“震中”地带。问题在于，新闻传播专业所作的变革还不够彻底，对自己不够狠，不敢破釜沉舟，态度、速度和力度都没跟上，以小变应对大变，以局部变革应对系统性巨变。当然，新闻传播之外的专业，亦如此。这场传播技术革命，对大学教育的冲击是整体性的，几乎所有专业都不能幸免。

眼下，新闻传播专业亟需从慌乱和忙乱中走出来，在战略机遇大门关闭之前，调整好状态，主动应变，积极求变，迅速找准定位，重建专业护城河，需要保持专业定力，不求一时一域的得失，谋全局，扎硬寨，打呆仗，稳当下，赢未来。

○ 媒介技术革命扩大了政治参与，尤其国际政治动荡方面，比如社交媒体直播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战争。很明显，舆论政治生态发生改变，传统的舆论控制或者操纵是不能适应当下。在国际传播方面，要适应新的形势，中国如何发声，改变挨骂的局面，如何在新技术条件下走好国际群众路线。这是一个新课题新挑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走出去的试金石。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挑战？

● 在国际政治领域，互联网作为国际政治延伸的新领域，其原先的权力结构遭到了颠覆。但是，此前存在的强者逻辑并没有被改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得的技术优势，在互联网空间中先下手为强，抢占了空间政治的话语权和游戏规则的定义权，致使互联网空间政治结构处于失衡状态。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已成为摆在全球社会面前的严峻难题。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文化多样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目前“巴尔干化”的网络空间中，要让国家主体退出网络空间，从而换得网络世界的海晏河清，还是显得理想化了。全球互联网治理理应依赖于崭新的、以全球网络社区为中心的体系而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网络空间结构的再平衡，显然不是少数大国或某个“帝国”即可主宰了。

随着中国深广介入世界并深度影响世界，中国被误解和挨骂的问题无法回避。亨廷顿曾说过：“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历史、文化和民族等因素带来的矛盾、排斥和隔绝交织叠加，导致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之间产生冲突。解决被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误解和挨骂问题，显然是一个长线过程，非一日之功，“一山过后一山拦”，拆除各种有形无形的路障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消弭意识形态鸿沟和文化偏见，既需要有让“他者”信服的“道”，也要有说服受众的“理”。说什么和怎么说同样重要。中国话语如何被国际社会接受和理解，是一个极具理论和实践挑战性的课题。仅靠新闻传播学的单边作战无济于事，需要共同体的久久为功。

○ 张老师，问一个学术之外的话题，您在教学、科研和行政三肩挑，还是《新闻大学》的主编，请问您如何平衡这些工作的？

● 我虽然身兼数职，有着教学、科研以及行政多头身份，但从根本处看，我只有两个身份：教师和学者。做好教学和研究工作，我的本分和本职，至于行政、期刊主编工作，则是在教师和学者延长线上的。我喜欢教学和科研工作，投入其中，也乐在其中。在复旦新闻学院这样的一流新闻院校，可得天下英才，能育天下英才，这是责任，更是荣耀。与中国最聪明的一批年轻人在一起，砥砺思想，教学相长，其乐无穷。作为一名新闻传播学者，生逢于一个大传播时代，活力磅礴的传播实践和涌动不息的问题场景，扑面而来，给我们带来强劲的实践刺激，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学术灵感和启迪。舒德森曾说过：新闻最核心的价值，始终在于它与公共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为那些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赋予意义，为复杂的世界的运转方式提供解释。新闻学应当探讨这种努力能够转变为现实的可能的方法。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是全球最有活力的新闻传播现场，孕育无限生机，呼唤理论创新，全身心投入其中，真的是乐此不疲。至于行政工作和《新闻大学》杂志编辑出版工作，在我看来，给了我为学生、单位以及学术共同体服务的机会，我珍惜这样的机会，也想努力做好，尽心尽责，努力做到不辜负。虽然累点苦点，但值得为之付出。

○ 我们知道治学的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俗话说“经师易做，人师难为”，其实人师经师很难抽象区分，经师人师都要垂范后学。我们希望除了治学外，您在为经师和人师方面的经验也分享一下，也好嘉惠学林和启迪后学。谢谢！

● 治学与修身是紧然一体的，治学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这种成长不仅表现为知识和学问上的增益，同时也是一个自我修炼和成长过程，伴随着对知识领域的未知问题的追问、探寻，对自我的认知理解以及对人生价值的体验知觉也在不断增进。在我看来，求知、问学不是一个机械运动，而是伴随情绪价值和生命体验的。我是研习文学出身的，文学方面的体验和学术训练对我的影响是比较明显、持久的，文学注重人文精神，学术研究强调以人为本，后来进入新闻传播学界，无论在研究方面还是在传媒实践方面，都有人文的精神关切和价值追求，这个关切和追求不仅是外向的，对强调研究对于社会的意义寄托，同时也是内省的，强调学问对于自身建设的意义。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教师，都注重知行合一，求知与修身紧密结合起来，即道德与文章浑然一体。新闻传播学既有人文科学的属性，也有社会科学的特性。

近些年来，新闻传播学社会科学化的趋势特别明显，很多理论和方法都竭力将人文的汁液挤干净，貌似科学，看上去很高冷，这种偏向值得反省。求知、问学都必须把人放进去，把治学与修身结合起来。做研究，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质化研究，都不可能做到价值零度，在学术研究的背后，需要有价值支点和社会方向感。当今，新闻传播学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活力涌动的传播实践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问题现场，也为新一代的学人成长提供了绝好的舞台，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将新闻传播学科做大做强。